餐桌上，听到朋友们此起彼伏的叹气声，威廉心底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主动从外企离职这件事，在旁人眼里多少有些离经叛道。
毕竟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外企人都衣着光鲜出入在高档写字楼，标配手冲咖啡、全套 Apple 电子产品，谈吐间带着浓郁的 International Style，别提多体面。
更何况，一脚踏进外企，意味着可以过上有钱又有闲的 work-life balance 神仙日子，朝九晚五按时下班、回家就与工作断联、假期还多到休不完，谁能不羡慕？
尤其是在考公胜过挤独木桥、大厂纷纷降本增效的当下，毕业生找份工作都费劲，主动放弃外企这一香饽饽，难免有 “暴殄天物” 的嫌疑。
但相比于嫉妒，威廉觉得自己更值得同情。
他现在工资 8K，放在十几年前毫无疑问是高薪，但今时今日，月入 2 万都不稀奇了。
不止是威廉，数据显示，外企应届生起薪早已被国企、民企超越，涨薪情况也乏善可陈，甚至降薪比例是最高的。
钱越给越少，但催驴拉磨的 KPI 却与日俱增，变相内卷玩得炉火纯青；号称站着赚钱、给足打工人自尊的外企文化也越来越淡薄，狼性作风呼啸而来。
当外企也加入了 “卷不赢，就出局” 的战场，打工人终于发现，就算配备了再高级的办公条件，也不过是资本家的牛马。
职场最后的 “乌托邦”，沦陷了。
资本主义不会放过每一个打工人
下午五点半，南茜准时走出公司的大楼，抬头看到柔和的霞光把陆家嘴的高楼染成金色。
沐浴着夕阳和晚霞下班，对于过去在初创型小厂 996 的她来说近乎一种奢望，但进入外企之后，理想照进了现实。
回想起白天入职的时候，南茜看着合同上的 10 天带薪年假和 10 天带薪病假，一度惊讶得合不上嘴：传说中的外企福利，一点都不假。
从前请个假都要战战兢兢的她忍不住专门去和 HR 确认。看见她大惊小怪的样子，HR 憋住了笑意，告诉她每个月还有一天无理由假期，生理期不适也可以随时请假。
南茜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如果天下公司都按外企标准来，打工人就不会怨气冲天了。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南茜渐渐发现，外企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个月你们部门和冠军部门的业绩差距有多大看不到吗？在 market 上花了这么多时间没有 deliver 任何成果，我对你们很失望。” 第一次月末总结会上，老板疯狂敲打南茜的部门。
从第一次到十点下班，再到第二次、第三次…… 仿佛按下了开关键，南茜的新手保护期戛然而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悬在头上的 KPI 和手上同时进行的七八个 case。
她每天吃完午饭，都要仰头灌下一大杯咖啡，才能打起精神接着处理工作，因为外企没有午休的习惯，无形中把她的工作时间拉长了。
最忙的时候，每天都是凌晨才到家，第二天七点又要起床通勤，赶去跟海外的同事开会。
更令她郁闷的是，外企上下班不需要打卡，没有打卡记录，以上所有的忙碌都是义务劳动。
变相内卷也体现在了 KPI 上。“嘴上说着不以加班论英雄，但实际上部门的任务不完成，个人的奖金也就无从谈起。” 南茜不得不为了团队的绩效开始内卷。
临近月末，生怕向老板汇报的时候乏善可陈，身为外企人的她甚至差点卷 “疯” 了民企人。
深夜十二点，电话那头的合作伙伴已经哈欠连天，“姐，方案都改到这个点了，实在不行咱们明天再聊？”
焦虑的南茜想起开会的时候老板肃杀的眼神，还是狠下心说，“咱们马上就改完，今晚必须出一个成果。”
又过了一个小时，南茜还精神抖擞，对面的乙方都快困得说不出话来了，“姐，你放过我吧。”
南茜只能苦笑，乙方能向她求饶，但自己却无处诉苦。夜深人静阖上电脑的时候，她不禁感慨，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是同一幅嘴脸。
艾比倒是一开始就做好了加班的准备。海归硕士毕业入职某头部医药外企的她，一开始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加点班也能忍，只要能有好的成长。”
但当她第三次被项目部的同事告知流程出了问题，要重新申请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艾比所在的医疗类外企，核心的研发部门基本设在海外，国内的部门或多或少都带有销售性质，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挂了个工程师的名号，看起来像高级白领，但其实不过是在当技术型销售罢了。”
她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打报告和踢皮球：和客户沟通好了器械的需求，一层层上报给上级和海外审批同意；发票必须合规，价格必须合理，在同事和供应商之间来回当传声筒；项目杂、流程多，但大家办事都不温不火，拖累她的交付时间。
所以，当费劲唇舌沟通了一个多月的项目，被要求 “重头再来” 的时候，艾比崩溃了。
这显然与她的预期相去甚远：“冲着大平台的牌子进来学习的，但最后却只是在一地鸡毛中内耗。”
当然，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有经营压力，工作上内卷无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人人神往的外企文化，也在逐渐变味。
表面 peace & love，其实内核越长越像民企
周一推开公司门的一刹那，桐桐以为自己错进了超市。只见前台的空地上，层层叠叠地堆着米、面、油，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
她踩着高跟鞋，左闪右躲从粮堆里突围，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些是上面让准备的，要送给客户的礼品。
“我们的目标客户都是 90 后年轻群体，他们喜欢的是新派的高尔夫、桌游、剧本杀。” 桐桐无奈说道。而之前她们做业务，也一直是按这个标准 “投客户所好”。
但这位有着近 20 年中资保险公司背景的新 CEO 来之后，一切都变了。
新 CEO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全公司的人被组织在门口夹道欢迎，领导在红毯上招手示意，派头十足，不知道还以为是开业典礼呢。
这只是开始，自此之后，国企风格一点点地在公司蔓延开来。最让桐桐深受其害的，是在新 CEO 的主导下，空降了很多关系户领导。
他们将国内企业的那套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全部复制了过来，桐桐因为不是 CEO 的亲信，又把持销售主管这个很有 “钱途” 的职位，成了被重点夺权针对的对象。
被使绊子、穿小鞋、告黑状的次数，多得桐桐都记不清了。在上级的拉拢之下，桐桐手下的团队也出现了分裂，更有甚者抢了桐桐的客户，还要当面阴阳怪气一番。
直到那位一直试图边缘化她的领导，不耐烦地对她说，“会议安排不是发群里了吗？你是傻逼吗？” 桐桐终于爆发了。
从来没在职场被人这样侮辱的桐桐，想都没想抓起她桌上的一个马克杯扔到墙上，“以为自己还在中资公司吗，想怎么骂下属就怎么骂？再骂一句，我报警抓你！”
领导不知是被桐桐的气焰震慑住，还是自知理亏，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了，她也终于清净了一段时间。
和桐桐的空降上司不同，凌玲所受到的压抑，却来自于 “正统” 外企出身的中层领导。
有一天突发暴雨，刚参观完写字楼的领导们，需要转移到 50 米外的会场参加活动，策划组为领导们准备了雨具，大家撑伞两分钟就走过去了。
但就在领导们接过伞要撑开的时候，凌玲的主管突然对着同事说，“李博士，去把你的车开上来，把领导接过去。”
当时，不止同事们，连在场的总经理都惊呆了：这么点距离，有必要吗？但主管不管不顾，坚持让同事把车从地下车库开上来，为领导们护驾。
外企的森严等级，可见一斑。“这里稳定得像金字塔一样，熬到了管理层，基本可以高枕无忧。” 凌玲说，对于她的主管而言，向权力更高位表现自己，是本分；向下如何对待员工，看心情。
“活动流程重新调整一下。” 晚上十一点，凌玲收到主管消息时，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此时距离活动开始只剩下十来个小时了，调整流程不是动动嘴那么简单，而是要把许多工作推倒重来，基本等于今晚无眠。
筹备了三个月，此前从没提出异议的主管，现在临时作妖，凌玲困惑至极。她追问缘由，主管只抛下一句简单的 “我觉得有问题”，就再也不肯多做一字解释。
第二天，当同事们纷纷拿着两份流程来问凌玲到底该怎么执行的时候，她脑子都要炸了，“辛苦规划了那么久，现在全都乱了套了。”
最后，这场活动以惨淡收场，凌玲不得不扛下所有的锅，而主管作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再一次华丽隐身。
更可恶的是，视下属如草芥的主管，还想维持外企表面的温情和亲和。
凌玲吐槽，每天的午饭时间，主管都会主动和部门同事们一起吃饭。有时候聊工作，有时候则会聊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话题，“你奶奶不是住院了吗，你怎么还有心情请年假出去玩？”
久而久之，饭桌上只剩下主管在高谈阔论，其他人都埋头干饭，生怕被 cue。后来更是演变成了不和大家一起吃午饭，要在群里向领导 “请假”。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外企正在越长越像越民企了。但从更宏大的角度看，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时代变了，外企人也要去星巴克假装上班
外企呼风唤雨的时代过去了。以外资扎堆的快消品为例，境外品牌的 C 位已让位给本土品牌。
企业身陷 “中年危机”，外企人想要坐稳列车，自然难上加难。
威廉在心里数到三，电梯门刚好打开。他礼貌跟 HR 打个招呼，然后头也不回地逃离了现场。
HR 并非洪水猛兽，人家只是循例关心了他的工作情况，提醒他赶紧把 12 天年假休了。但威廉被催得越紧，就越烦躁：“这么长的假，也不知道去哪玩。”
毕竟他每个月到手工资就那么点，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生存都成问题，更遑论旅游消费了。
威廉所在的快消外企，这几年业务越做越落后，新人 8K / 月的入门工资已经很久没有涨过。但各种福利还保持着领先，六险一金齐全不说，社保比例等都是按照顶格水准缴纳，到手工资大打折扣。
而这样口袋空空的日子，一眼还望不到头 —— 跟威廉相熟的老同事，甚至在岗位上二十年都没有上升过，薪资水平也就比他高了可怜的一点点。
“这里更适合本地人养老，不适合我们这种想挣钱的沪漂。” 威廉叹气道。
眼看着身边在大厂的同龄人已经快攒够首付，考公上岸的也渐渐能独当一面，自己却依然在做重复而初级的采购跟单工作，钱途和前途一样没沾上，他的心情更加抑郁了，哪还有闲心旅游。
相比于威廉，艾比不仅事业没有起色，甚至已经陷入职场危机。
啪！会议室内的一声响，吸引了正在路过的艾比。透过透明的玻璃墙，她看到隔壁部门的老大，正指着桌上的文件，满脸怒容地说着什么。
旁边站着的两位同事，头埋得低低的，看不出什么神情，但艾比知道她们一定心塞至极。毕竟早前，她就听说这两人的遭遇：被调岗到边缘业务，但琐碎的工作却增加了不少，据说下一步可能要被 “发配” 去偏远地区，直到主动离职为止。
这种变相裁员，发生在裁员动辄 “N+3”“N+5” 赔偿的外企，令人难以置信。
但身在局中的艾比，却并不觉得稀奇。二十年前，医药外企在中国面对的是一片蓝海；最近四五年，随着国内药企崛起，逐渐卷入红海；今年医药医疗反腐改革后，市场更是一片寂静。
“外企像一个即步入老年的中年人，他很沉稳，但体力跟不上了；内企像是 20 来岁的年轻人，他很狂躁、冲动，但是活力四射，是新时代的希望。” 艾比说。
她已经明显感觉到公司在走下坡路：行政、人力等职能部门大刀阔斧地裁员，一个人掰成几个人用；自己所在的市场部则承担了更重的任务指标，工作量几乎翻番。
再卷也看不到希望，艾比在接到民企递来的橄榄枝时，毫不犹豫地跳槽走了。而没有艾比幸运的卡卡，正游走在悬崖边上。
最近一段时间，她每天还是到点出门，告诉爸妈自己去上班了，其实是坐在星巴克投简历。
在听到公司要退出中国市场的那一刻，卡卡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忧，而是震惊：发展如此稳定的一家 500 强企业，就这样黯然退出国内场了？
但震惊过后，卡卡依然按部就班地做着收尾工作。以往经验告诉她，带着 500 强的履历，找下家是分分钟的事。
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除了芯片等几个特殊行业，外企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卡卡开始焦虑了。时间已经来到夏天，猎头反馈的机会寥寥无几，再不落实下家，她就要正式加入失业大军了。
意识到紧迫性的她开始疯狂投简历，可海投了几十家外企，真正有回音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面完有下文的更是少得令人发愁。
卡卡表示，现在的外企也越来越现实了，“恨不得你和岗位 100% 匹配，能立马上手工作。” 她也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拿下行业内另一家知名外企的口头 offer，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她正式入职，噩耗再次传来：因为业务优化，她的 HC 被取消了。
退路被堵，又眷恋外企光环的卡卡，只能咬着牙硬撑。“等到走投无路那天，再想以后怎么办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